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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癌药代购者被抓:法与理的冲突

来源:互联网  时间:2017-11-10
摘要:对陆勇涉嫌犯罪的主要指控是销售假药,根据最高法的司法解释,是否是假药应按照现行的药品管理法规来认定,而现行的药品管理法规规定,走私未经国内审批、许可的药即认定为假药。很不幸,陆勇代购的印度仿制抗癌药,

  对陆勇涉嫌犯罪的主要指控是销售假药,根据最高法的司法解释,是否是假药应按照现行的药品管理法规来认定,而现行的药品管理法规规定,走私未经国内审批、许可的药即认定为假药。很不幸,陆勇代购的印度仿制抗癌药,虽然在印度属于合法生产、销售的正规药品,却未经我国药品监管部门批准销售,因此也可以被视为“假药”。

  同时,根据当前刑法修正案的规定,只要具有主观故意生产、销售假药的行为,即构成犯罪,不管是否牟利,是否发生实际人身伤害。因此,尽管陆勇为病友代购的印度仿制抗癌药,确实药效良好,而且他本人没有直接牟利行为,其行为亦可被认定为销售假药。

  可以说,在现有药品监管法律框架下,警方抓捕陆勇于法有据。可是,既然涉嫌犯罪,为什么还会有数百名病友为陆勇“喊冤”?

  作为身患白血病的重症患者,陆勇在顽强与病魔斗争的过程中,发现了疗效相近而价格便宜很多的“救命药”,和广大病友分享信息,还主动帮那些不会“海淘”印度仿制抗癌药的病友代购。如果陆勇因此而获罪,不仅身受“救命之恩”的病友们感到心塞,也让公众难以接受。

  法治社会,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是法治的基本秩序,个人好恶确实不能影响法律的正常运行。可是,在严守法律秩序的前提下,我们也不能忘记“法律不外乎人情”的原则,这“人情”当然不是极少数人的私心、私情,而是公众利益格局上衍生的公众普遍感受,是人们内心对公平、公正的共同愿望。

  药品监管的法律体系,其根本宗旨,是为了向公众提供更完善的用药环境,让公众能够用上更安全、更高效、更廉价的药品。但现实是,一方面公众承受不起昂贵的进口原药,一方面有关部门又不能引进廉价的仿制药。在陆勇案例中,与其苛责这些人为何代购“假药”,不如更多反思,如何解决众多重症患者被高昂药费压得透不过气的现实困境。

  为了构建更加完善的用药环境,药监以及相关司法、执法部门要通力协作,将患者和公众权益最大化当做衡量工作得失的最高标准,要尽快激活“药品专利强制许可”制度,为廉价仿制药从国外引进乃至在国内生产打开“绿色通道”。

(实习编辑:陈丽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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